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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橋頭原本是個純樸的鄉鎮，因為一九七九年的一月廿二日一起不滿政治迫害的示威遊行，開啟了台灣戒嚴後的反威權街頭遊行「橋頭事件」，橋頭因此被喻為是追求「自由的灘頭堡」。這起發生在四十年前的「橋頭事件」，導因於一九七九年一月廿一日，余登發、余瑞言父子同一天先後被捕，且都被冠上「涉嫌參與匪諜吳泰安判亂」的罪名；前桃園縣長許信良等黨外人士人認定為余登發父子被捕是政治迫害，於是決定用遊行示威表達對主政者迫害的不滿、抗議和反動。時間倏忽過了四十，台灣因為橋頭事件以後，一連串的民主運動得以走出戒嚴威權，人民當家做主，成為亞洲的自由民主國家。回顧這段艱辛的民主歷程，斑斑血淚，昔日的青年志士如今已兩鬢飛霜；這起發生於戒嚴時期的「橋頭事件」，它更重要的意義是成了推進台灣民主自由進程關鍵的引信。一九七九年一月廿二日近中午時分，從橋頭「鳳橋宮」廣場到余登發住宅，數百公尺的道路有群眾聚集，民眾躁動與不安，嗅出不尋常的氣氛，空氣更顯得凝重；即使周遭有警總、情治人員示警制止群眾遊行，但是姚嘉文、張俊宏等數十名黨外人士沒有絲毫猶疑，執意拉開抗議布條要冒著生命危險，堅定的為戒嚴時期的反迫害跨出第一步。戒嚴高壓施政下的人民多噤聲自保，但是這場示威卻讓被壓抑追求民主的反動勢力，以「余登發事件」為出口；示威行動消息被迅速走告傳開，關心遊行的人氣也開始聚攏。反政治迫害的示威抗議行動路線計劃劃從余登發住宅繞行到鳳橋宮，遊行隊伍後來再轉往高雄車站，一整天的宣傳和演講挑起了被壓抑的反動思潮，民主的號角被吹響了。這一群黨外人士包括當時的桃園縣長許信良、前考試院長姚嘉文、前立委施明德、前高雄市長陳菊、前立委蕭裕珍、戴振耀、外國友人艾琳達等卅幾人。決心要發起示威抗議遊行起因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國預告隔年元月起和中國建交，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宣布，停止原訂十二月廿三日舉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不滿政府片面終止選舉，許信良、余登發等人發表「黨外人士國是聲明」，要求恢復選舉，還決議於一九七九年一月廿九日環島拜年，二月一日由余登發具名邀請黨外人士舉辦千人大餐會。黨外人士一連串的行動挑動了當政者的敏感神經，警備總部、情治單位全面監聽及監控黨外人士的行動，進而逮捕余登發父子以示警，激發示威者上街。許信良等人定調「余登發事件是政治迫害」，他們緊急商討要聲援被羈押的余家父子，所以示威遊行從余登發住宅出發。在余登發故居紀念館陳列的示威遊行照片中，前高雄市長陳菊、前立委陳婉真等人持「堅決反對政治迫害」、「立即釋放余登發父子」的訴求布條，他們無視於軍警情治人員監控，堅定的上街示威遊行。余瑞言的兒子余政憲（前立委、高雄縣長）當時就讀大學一年級，他受訪談到這段過往，「驚慌」是他至今無法抹滅的記憶。他說，即使母親余陳月瑛將他藏到舅舅家，深怕余家三代都遭逮捕，但如今省視「橋頭事件」，應該視為主政者對余家及反戒嚴者的警告，更是主政者要殲滅反動者的大反撲。這起示威遊行後來被稱為「橋頭事件」；「橋頭」因為余登發事件凝聚了一群黨外人士反政治迫害的勢力，也喚起了民主意識的風起雲湧，遊行示威成為民主的必然。余政憲說，迫害與壓制無法平息反動者的憤怒及黨外人士對民主自由堅定的信念和熱情。